季羨林留下什么 人文學科的精髓會否"人亡藝絕"?

　　11日，國學大師季羨林走了。他帶走了自己對他人、對社會滿懷的愛與責任，帶走了自己的樸素、真誠和淡泊名利，留下了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(chǎn)、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對文化傳承的反思。

　　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(chǎn)

　　“季羨林先生在東方學、古文字學、歷史學、哲學、文學等主要社會學科都有極高的造詣，他留給我們的人文學術遺產(chǎn)豐厚翔實、珍貴無比。”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程郁綴說。

　　季羨林曾說，所謂“國學”，就是中國的學問。“舉凡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相關的學問納入到他研究的范疇：從佛典語言到佛教史、印度史，從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到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，從唐史、梵文的翻譯到散文、序跋以及其他文學作品的創(chuàng)作，他無一不精深涉獵。”季羨林的學生、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王邦維對記者說。

　　“季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上強調(diào)最多的是中國古代的智慧結(jié)晶——‘天人合一’觀點，即要先與自然做朋友，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。‘天人合一’所反映的‘和為貴’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。”程郁綴說。

　　“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，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，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國學研究時代的結(jié)束，是中國文化界的巨大損失。”季羨林的老友、著名哲學家湯一介這樣評論道。

　　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

　　季羨林為人所敬仰，不僅因為他的學識，還因為他的品格。程郁綴回憶起北大廣為傳誦的一件事：“季先生一向穿著樸素。在擔任北大副校長時，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對他說，‘我要去報到，行李太重，你幫我看一會兒。’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報到回來。第二天開學典禮時，這位新生發(fā)現(xiàn)在主席臺就座的副校長正是昨天給他看包的老人。”

　　對外界為自己加冕的“國學大師”、“學界泰斗”、“國寶”這三頂桂冠，季羨林在《病榻雜記》的書中評論說，這令他誠惶誠恐，“請從我頭頂上把三頂桂冠摘下來，還我一個自由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，露出真面目，皆大歡喜。”

　　對文化傳承的反思

　　北京大學現(xiàn)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樂黛云說，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國的文化能夠“送出去”。

　　“季先生曾說，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。我們中國人拿過來太多，而中華民族的優(yōu)秀文化送出去太少。‘拿過來’和‘送出去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面臨的現(xiàn)實問題，也是當代知識分子最為艱巨的一項任務。”樂黛云說，“季先生的這個觀點和黨中央提出的‘中國文化走出去’的戰(zhàn)略不謀而合。”

　　為實現(xiàn)這一理想，季羨林一生都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，積極參與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，為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，對長期以來統(tǒng)治世界的“歐洲中心主義”積極反駁。

　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：“從季先生的學術人格和學術生涯中，應該讓我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進行再認識。我們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單一的知識體系，更不是功利體系，而是在當今社會中對人的全面發(fā)展、對社會的和諧發(fā)展以及對組織管理的運用發(fā)揮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。”

　　人文學科的精髓

　　會否“人亡藝絕”？

　　11日,季羨林、任繼愈二老同日駕鶴西去,震動中國文史學界。哀痛之余,幾代文史學人深思大師留給后人的一些“問號”——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財富如何及時梳理,又比如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傳承面臨哪些困惑和挑戰(zhàn)。

　　年過七旬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朱維錚分析:“兩位大師走過的路,本身就很值得研究,他們幾乎見證了中國整個20世紀的學術發(fā)展,季先生更是一位與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,對二老治學經(jīng)歷、研究成果的及時梳理,將有助啟迪后人。”

　　學術界將季、任兩位先生視為銜接傳統(tǒng)人文教學內(nèi)容與現(xiàn)代教學方式的“特殊橋梁”。與此同時,兩位老人身后還留下了一些學術觀點和問題,供后輩再探討,比如對國學前途和命運的預測等。

　　如何繼承大師的遺產(chǎn)?有人擔憂,人文學科的精髓是否將出現(xiàn)“人亡藝絕”的局面。

　　季羨林的弟子錢文忠曾撰文指出,社會上出現(xiàn)過的“季羨林熱”,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(xiàn)階段學術界人文精神的一種“蒼白無力”。

　　上世紀90年代中葉,而立之年的錢文忠就參與了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(yǎng)和科學研究基地在復旦大學的授課,傳授季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精神。最初幾屆“文基班”學生,如今已有一部分成為活躍在中外學術領域的年輕力量。

　　“言傳身教對人文學科傳承的重要性,在當年的‘文基班’得到了一定體現(xiàn)。”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博士劉文楠回憶,季羨林先生鉆研梵文、善待弟子的很多細節(jié),在“文基班”中曾被奉為美談。

　　“從某個層面上說,季羨林先生的精神通過錢文忠老師當年的授課,傳遞給了第三代人。”劉文楠說,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,通過師徒相傳,人文學科留給后輩的是一種價值觀,一種鍥而不舍,一種對知識真諦的信仰。

　　任繼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,老人凡事親力親為、淡泊名利。點點滴滴令其弟子、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申難以忘懷。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,李申也試圖將任先生的精神傳給下一代。

　　曾執(zhí)導過“文基班”部分學生的朱維錚說,兩位大師都是大器晚成,都是經(jīng)過多少年鉆研才有在各自領域的如此成就。朱維錚指出,了解大師的路,有助于反思人文學科存在的問題。

　　面對近年來時起時伏的新一波“國學熱”、“大師熱”,文史學者提醒:對于“國學”究竟是什么,“大師”究竟意味著什么,我們從二老身上到底傳承什么,仍有待深入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