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種語言是怎樣練成的？季羨林先生談外語學習

　　季羨林先生的博學以及他傳奇的一生，早已為世人稱道。然而有一點常被忽略的是，季先生不僅精通數國外語，而且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語言教育工作。筆者曾在北京參加一個應用語言學會議，有幸當面向先生討教，暢談了一個多小時。

　　教學法是“狗熊掰棒子”

　　先生為人樸實厚道，關于他平易待人的種種軼事，我早就聽說了一些，但到了真的上門拜訪時，心中仍有些忐忑不安。繞過那池當年季先生親手種植的荷花，就到了朗潤園先生的寓所。先生親自迎到門口。“屋里坐！你是搞語言的，在美國學的。”雖然有了心理準備，但先生如此親切，仍然令我感動的一時語塞，原來想好的一大堆“仰慕”、“感謝”的話竟說不出口了，于是直接進入主題，告訴先生我想請他談談關于語言教學方面的問題。他回憶說，做了30多年北大東語系主任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前后，老是搞教學法，“什么直接教學法、聽說法……隔兩年就變一變，什么樣的都有，改了起碼也有五六遍。”不僅如此，他們還是全國搞教學法的龍頭呢；“來了個教學法，就學習，（然后再把經驗）傳到別的學校。我現(xiàn)在回憶起來，15年之中，我這個系主任的工作，主要就是搞教學法。”“教學法的結果是，北方話叫'狗熊掰棒子'，掰一個丟一個……我們改了五六個教學法，哪個比哪個好，也沒有結論。”先生提到的這些教學法，都是由西方傳到中國的，有些至今仍是中國外語課堂教學法的主要構成部分，如先生提到的直接教學法和聽說法。

　　直接教學法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歐美非常流行。這種教學法以孩童學母語的情況為模式，強調“自然學習”。主要特點有：課堂語言采用目標語；語法以“ 總結”的方式進行，詞匯的教授以實物、圖片或者演示的方式進行，而較抽象的詞匯則以聯(lián)想的方式教授；口語訓練則采用精心設計、循序漸進的師生問答方式進行等等。20年代后，純粹的直接教學法就開始衰落、轉型了。

　　聽說法則興起去直接發(fā)衰落之后的二次大戰(zhàn)期間。美國參戰(zhàn)后，需要大批能說流利外語的人才。政府資助大學為軍隊開辦外語訓練課程。這些課程強調口語，訓練采用的辦法就是先聽再模仿，再漸漸學會說，并了解目標語的語法。這種“軍隊訓練法”后來為許多外語訓練機構采用，通過研究總結，發(fā)展成了所謂“聽說法”。該教學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句型操練，而與傳統(tǒng)外語的教學法（語法翻譯法）最不同的是，“聽說法”不是先訓練讀寫，而是從聽開始，然后是發(fā)音、口語訓練，最后才是讀與寫。先生認為，使用這些通行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，要想學好外語，學生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：“采用一種教學法的時候，一個班里面最好的學生，一年下來，可以教那個最壞的。同樣的教學法，好的可以教壞的。”

　　學語言 天資排第一

　　究竟為什么有的學得好，有的學不好呢？語言方面的天分在加上個人的勤奮努力，這個道理似乎平常的很，但從先生口中說來，去有返璞歸真、令人“大徹大悟”的感覺。

　　“我想，學語言，一是你要有才能。我不用天才這個詞，嚇人。每個人才能不一樣，這是肯定的。第二是要勤奮。有才能，加上勤奮，就能學好外語。沒有才能，再（加上）不勤奮，確實學不好。”

　　說到天資和勤奮，先生認為天資還得排在第一位。他說：“學外語如果不行的話，趕快撤退打籃球，可能是冠軍。”

　　先生認為，不應該再浪費時間去搞那些教學法。“方法很簡單，讓學生盡快接觸原文，不要慢吞吞的給他們講”，不要“在黑板上寫動詞變化什么的，要接觸實際”。

　　先生以自己學俄文和梵文的經歷為例，說那是他在德國，俄文課每周只有4個小時，共20個星期。老師開頭就把字母講了一講，原以為可以慢慢來的，沒想到第三堂課時老師就拿了一本果戈理的短篇小說，讓學生念！結果一星期4小時的課，學生起碼得花上三天時間來準備：查語法、查生詞……生詞還只能查到前半個，后半個至詞尾部分查不著，苦的很。先生說，不過20個星期下來，學原文、弄語法，念完了整本小說。

　　先生學梵文的情形也基本相同，也是20個星期，一本書，自己查語法、查生詞。先生記得學梵文時的課本編的很好，前邊是語法，中間是課文和練習，最后是像小辭典一樣的詞匯表。學生在上課以前要好好準備。

　　“老師不講，就你講，講不對的地方，他就給補充，他自己不講的。”

　　對于這個方法，先生引了18世紀一位語言學家的話來總結：“學外語啊，就像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邊，推倒池子里邊去。有兩個可能，一個是淹死，一個就是……淹死的可能呢，1%都沒有。”

　　看來采用這種教學法的教師，一定得具備這種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氣魄才行�！　�

　　先生掌握的外語之中，有被稱為“死文字”的梵文、吐火羅文，也有“活生生”的德文、俄文、英文、法文……那些死語言是不說的。先生解釋道，梵文就像我們的文言文一樣；吐火羅文本身就是研究對象，不能作為工具……“學了吐火羅文，也不會搞這個計算機。”先生總是不忘幽默。

　　“說話那是另外一碼事兒。我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不要臉的人啊，學得好外語！”先生所說的“不要臉”，指的是“不怕犯錯”，“不怕被人笑話”……“說錯話每天都有，沒什么了不起，（母語尚且如此）外語就更可以原諒了。所以我說，不要臉的人，學外語就快，他敢說！”

　　我終于問了一個想了很久的問題，就是為什么我們一般人學一門外語已經覺得十分困難，而像陳寅恪、季先生這樣的大師，竟然能夠通多國外語？

　　季先生說：“外語愈學多了，就愈容易，尤其是印歐語系。”他說：“美國我不知道，德國大學生，起碼懂四門外語，不要問'你會不會英語�。繒�不會法語�。�'多余的！”

　　我向先生討教：“這幾種歐洲語言本來就很接近，德國學生能精通這么多門外語，是不是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呢？”或許潛意識里筆者在為自己做不到“通幾門外語”找借口。沒想到先生竟完全同意，還舉了恩格斯的例子。

　　“馬克思、恩格斯，兩人很要好。去度假，恩格斯當翻譯。他一年就可以學三種語言：瑞典語、挪威語、丹麥語。當然他說的也是磕磕巴巴，不能那么流利。但他一年掌握三種，并不難。

　　雖然歐洲人學習多國語言確實比其他地方的人得天獨厚，但我們學了英語，要想再學法語、德語……先生認為一樣不難。先生的這番話，真是讓人備受鼓舞。筆者當天就在北大三角地書店買了幾冊法文書，想這起碼得把這門荒廢已久的”二外“讀通。

　　關于這位”世紀老人“的傳奇，筆者讀了不少，可今天卻親身體驗到了老人對于語言教學所做的精辟論斷，正是一代大師所具備的超凡洞察力的體現(xiàn)！

　　本來說好只談一個鐘頭，可實際上已大大超過了。要不是貓咪進來跳到季老膝上”加入討論“，大家已經完全忘了時間。季老還慈愛地告訴我，這只貓咪是從山東老家抱來的，所以他的別喜歡……從季老家中出來，又經過那片荷池，一陣涼風吹過，仿佛送來陣陣荷香。雖然是秋天，可是”如沐春風“的感覺，恐怕也不過如此吧。